在中国传统文化里，知与行的关系问题，往深层里讲，即是道（知）与器（用）的关系问题。
毛主席不愧是中国哲学第一人，他以一篇《实践论》，把几千年来说得玄妙莫测的道与器（知和用、知和行）转化为看得见、够得着、普通人易学易懂易实行的“实践-认识-再实践-再认识”公式，让哲学走进千家万户，第一次为中国哲学争取到真正的话语权。
《实践论》一经问世，便引起轰动，旧派文人要学、新式青年要学、进步者要学、反动派也要学，连目不识丁的山野村民、贩夫走卒都有所耳闻。
大家无非是看到了，原来看似遥不可及的真理之“道”，距离每一个人竟是如此之近。
《实践论》的成功，不仅在于它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，更在于它深入人心、融入生活，改变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和认知模式。
道与器，知与行，在中国早有说法。但受制于技术条件，古人既没有望远镜看宇宙，也没有显微镜看细胞，所有的知识都从日常的直观经验中得来，对宏观层面、微观层面的东西全靠“悟”。
这样背景下对“知”的认识，纯属日常生活中的“口头禅”“日用禅”，看似道理深刻，实则难以用到实处、行到细节，最终只能高高挂起，成为少数人把玩的“阳春白雪”。
毛主席试图改变这一切。他自幼受到湖湘文化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，年轻时又接触了马克思主义，在学贯中西的基础上认真思考，终于自成一家。
对原有概念进行改造、重塑。两千多年来，知与行这对概念对于讲究耕读传家的中国农业社会具有重要意义。中国人所争论的“知”既要确定所见所闻是否为真，又要落脚于维系社会关系、保障社会稳定的伦理道德；而“行”则是把“知”应用于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实践中，最终还是要回到伦常纲常中去。
毛主席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整理、总结中国传统的知行观念。他把《实践论》的副标题命为“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——知和行的关系”，直接把传统的“知、行”概念拿过来加以改造，把“知”变为以寻找规律、真理为目的之“认识”；把“行”从耕读、修身的桎梏中解放出来，转向了阶级斗争、政治生活、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人类全部活动。
这样，毛主席把更多是价值意义上的“知行”转变为实践意义上的方法论，改变了“知与行”的主体，将社会上少数人的话语权打个颠倒，转变为广大群众的话语权。
以辩证思想升华“知与行”。《实践论》开篇第一句就是“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，离开人的社会学，离开人的历史发展，去观察认识问题，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”。在这里，毛主席如同一个精明的法官，从马克思主义这个视角审视传统的知行问题，得出了基本的结论：马克思以前，人们对知行问题的理解都站在个体之上而非社会共同体之上，使用一己之力而非社会合力。
毛主席认真梳理了诸子百家对知和行的论述，指出知与行在现实中、在社会实践上是合二为一的，从而打破了程朱理学区分知与行孰先孰后的老调子，变时间顺序上的知与行为逻辑意义上的知与行，达到了“有你即有我”“器中有道，道即是器”的统一。
中华文化的排他性和包容性极强，任何外来的东西，如果要在中国站稳脚跟，都必须经历“本地化”这一关。代表西方文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是如此，《实践论》的诞生，象征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在中国落地生根。
提出了可操作、可应用的“公式”。毛主席认为，行（实践）是知的来源，知（认识）要依赖于行，一句话，把实践提高到了基础性的、决定性的地位。
在此基础上，他提出了“两个飞跃”的公式，即“实践-认识-再实践-再认识”不断循环，以知作为行的向导，以行作为知的实证。通过“行”不断对“知”进行纠偏与细化，让知与行都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，达到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目的。
《实践论》一出，知与行谁先谁后，孰轻孰重，主体是个人还是群体，这个争论千百年的问题，忽然就不成问题。毛主席在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之前，早已宣布中国人的思想站了起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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